伊朗努尔新闻网：语言不仅是交流工具，更是身份的载体、历史记忆的存储，以及塑造社会思想的框架。 在伊朗，波斯语几个世纪以来在形成和维持民族认同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。同时，伊朗是一个多语言、多民族的国家，境内通行着多种地方语言和方言，如阿塞拜疆土耳其语、库尔德语、洛尔语、阿拉伯语、俾路支语、吉尔吉斯语等。
这种语言共存，在历史上曾伴随某些紧张局势，今天仍是伊朗政治、文化和教育领域中的敏感议题。关键问题在于：作为民族语言的波斯语，在伊朗人的文化和身份认同中扮演着什么角色？这个角色如何能与地方语言形成互补，而非竞争关系，从而推动文化协同？
波斯语：伊朗民族认同的支柱
波斯语自公元三世纪开始，逐步在伊斯兰时代的行政、文化和文学领域重新确立地位。像鲁达基、菲尔多西、伊本·西那、比鲁尼、奥马尔·海亚姆等文学家和学者通过波斯语创作，使其成为文明语言。从中世纪到近代，波斯语不仅是伊朗的官方语言，也是宫廷、诗歌、政治和科学的交流媒介，甚至超越伊朗国界，在印度、中亚、奥斯曼帝国等地广泛使用。
波斯语不仅是政府的官方语言，也曾是各民族间的通用语，是知识阶层的共同语言。这使波斯语在伊朗的文化凝聚力中发挥了关键作用。尤其是在巴列维王朝时期，现代国家体制形成后，波斯语被正式确立为“民族语言”，其地位得到进一步强化。
今天，波斯语仍然是伊朗国家的“文化黏合剂”。在一个民族和语言多样化的国家中，拥有一门所有人可以用于交流、学习、知识生产和文化互动的共同语言是不可或缺的。因此，波斯语不仅是“波斯族”的语言，而是所有伊朗人的“民族语言”。
地方语言：文化遗产还是民族团结的挑战？
除了波斯语，伊朗的地方语言和方言也拥有悠久而丰富的历史。例如阿塞拜疆土耳其语、库尔德语、俾路支语、洛尔语、吉尔吉斯语等都具有口头文学、故事散文、民谣和民间文化传统。这些语言不仅承载着各族群的身份认同，也记录了地方历史。然而，在二十世纪现代化国家政策的背景下，地方语言往往被边缘化。禁止其作为教学语言、缺乏官方媒体支持，以及波斯语的单一化推广，使得许多地方语言的使用者感到语言排斥和文化疏离。
因此，一些群体不再将波斯语视为“全民共同的民族语言”，而认为它是“中心主义文化的强制工具”。这一观点在某些地区引发了语言紧张，导致对母语教育的呼声，甚至出现部分分离主义言论。
关于民族语言与地方语言的理论观点
在社会和语言学理论中，关于民族语言与地方语言的关系主要有两种模式：
同化模式：认为民族语言是国家身份的核心，而地方语言可能导致分裂或阻碍国家统一。这种观点强调单一化的语言政策，忽视或淡化语言多样性。这一模式在二十世纪的伊朗，尤其是在巴列维二世时期较为普遍。
多元文化与多语言模式：强调民族语言具有凝聚作用，但其统一性应建立在语言多样性的基础上。在这一模式下，母语教育、地方媒体和方言保护被视为文化资产，而非威胁。目前，许多国家如瑞士、印度、加拿大和中国，在语言政策中尝试在民族语言与地方语言之间寻求平衡。
语言共存的未来：伊朗式的解决方案
考虑到伊朗的多语言结构，极端政策——无论是完全强制推广波斯语，还是完全语言分裂——都不可行。相反，可以设计一种适合伊朗的平衡语言政策：
波斯语仍然是全国的官方语言、民族语言和教育语言，因为它是唯一能够确保国家统一交流和学术生产的语言。
地方语言作为文化遗产在本地学校进行教育，但不是主要教学语言，而是作为地方第二语言课程。这可以增加文化自觉性、保持语言遗产并消除语言不公。
地方语言媒体得到支持，尤其是在各省电视台，以便地方语言能够重新进入公共领域。
鼓励学术研究和记录地方语言，以防止它们在未来消失。
制定语言政策时应融入文化敏感性，与地方精英协商，而非采取强制或对立措施。
波斯语：所有伊朗人的语言
波斯语是一条自千年前流淌至今的文化长河，所有伊朗民族都在其形成和发展中贡献了力量。它是萨迪、哈菲兹、鲁米、尼扎米、菲尔多西和比德尔的语言，也同样属于城市里的阿塞拜疆人、库尔德人、洛尔人和俾路支人。波斯语不是属于某个单一族群，而是整个伊朗文明的共同财富。
另一方面，地方语言也是国家文化和社会的资产。忽视它们不仅违反语言公平，也意味着失去部分国家历史记忆。因此，波斯语和地方语言的共存不仅可行，而且值得追求。在全球语言多样性日益缩减的背景下，伊朗可以成为一个典范，展示如何在文化多样性背景下保持民族团结——正如菲尔多西在其伟大的语言创造中所奠定的基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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